居家和养老院之外，养老是否有“第三条道路”

　　中国现在的养老还是强调家庭责任，没有解决养老由国家承担的主体责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程云杰发自北京 5月25日晚，河南平顶山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发生的一场大火吞噬了38位老人的生命，造成6人受伤，虽然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火灾现场，那些被烧变形的铁皮、被烧坏了的轮椅都让人不禁扼腕。老龄人口相当于3个法国人口总量的中国如何实现“老有所养”？就现有的家庭养老和养老院养老的两种模式外，我们还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创新？
　　不缺房子缺关怀
　　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与《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见面是在北京市垂杨柳医院的病房里，他的母亲因糖尿病与心衰而导致浑身浮肿呼吸困难，正在接受住院治疗。刘继同说，母亲就是他研究中国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的一个样本，一路研究下来，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居家养老，如果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孩子们往往会被别人指指点点批评为‘不孝顺’，可是居家养老，特别是当老人罹患重疾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常常会变成压垮一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老龄化汹涌来袭的今天，中国在养老制度建设方面已经没有试错的时间和机会，不能使养老变成家庭负担，必须尽快借鉴国际经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养老道路。”他说。
　　上海幸福9号老年乐园董事长王振也认为建设养老院并不能完全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他说：“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发愁没房子住，中国的老年人可不缺房子住。他们缺的是健康护理和关怀，如果盖养老院只是为把老人送到里面有个住处，而不能提供及时妥善的照顾和关怀，那么养老事业的发展就是沿着错误的方向去做对的事，很容易造成人财物的浪费。如果盖的养老院基础设施很差，安全隐患又多，那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的不满。”
　　同时，王振认为，发生在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的这场火灾给中国敲响了一记警钟：中国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养老模式。
　　“欧美发达国家的确依靠养老院来养老，但他们的养老院，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大都是高端养老院。高端养老院就像是高端车里的劳斯莱斯，全世界都是一个样，中国本土市场的特殊性就体现在如何满足低端需求上。当前应该在养老服务和机制上创新，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及时得到医疗养护服务，乃至在病榻上也能安心无忧。只有这样，慢慢变老才是一件幸福而有尊严的事情。”王振说。
　　谁来承担养老的主体责任
　　如今，中国不仅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第一老年人口大国，而且已步入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列。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缪瑞兰指出，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需27年就可完成这个过程。
　　“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未富先老现象。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虽然高于中国，但是它们的富裕程度也远远高于中国。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的秘鲁和南非，老龄化比重仅为6.7%和6.1%，分别比中国低3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均未达到7%的国际人口老龄化社会荣枯线，这足以表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严峻性。”缪瑞兰说。
　　更令学界担忧的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孝道”和家庭养老，但是落实这种“孝道”的现实基础却在逐渐弱化和动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家庭结构的变化，随着总和生育率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3个孩子下降到现在的1.2，主流家庭结构已转变为只有一个孩子的核心家庭，这意味着年青一代的养老负担将变得非常繁重。此外，人口流动的加快导致代际分离现象日益突出，中国有50%的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成为空巢老人。即使是与父母同居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也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而很难抽时间给予父母更多陪伴。
　　刘继同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养老困境，最核心的议题就是要明确养老年的责任归属。“我们现在的养老还是强调家庭责任，没有解决养老由国家承担的主体责任。如果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就会发现，针对老人的服务应该是福利性的，社会性的，只有利用社会化的机制才能实现风险共担和代际补偿，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如果只把养老看成是家庭问题，使大多数家庭都在养老上面临巨大的负担，那么单个家庭问题的叠加就会形成巨大的负能量，干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进程。”
　　而福利国家是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当前的中国本质上还是经济国家，财政投入有很大比例流向市场去促进经济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把70%～80%的财政投入都花在福利上，比如医疗卫生、教育、低收入人群保障房、社会保险、社会救助、遗属津贴等社会保障服务以及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和病人的福利服务，这种差别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
　　养老需要专业化
　　研究社会福利政策的刘继同一直在以自己的母亲为样本来比较中西方养老模式的差距。他说，过去，我们把养老的重点放在提供物质帮助上，现在已经到了机制创新的关口，特别是在保险制度设计、养老服务多元化和资金管理安排上。
　　他介绍说德国创立长期护理保险后，日本加以借鉴创办了介护保险，凡是45岁以上的人，无论男女，除了交养老保险外，还要交介护保险，到生病时就有专门的护理员提供服务。但是在国内，老人生病住院最难找的就是专业的护理员，整个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不仅老人得不到高质量的护理，照顾父母的重担也使子女疲惫不堪。
　　由于老龄人口大都受到慢性病的困扰，世界各国的老年人最需要的都是康复性医院。可是在国内，除非是做手术或者罹患重症，否则老年人很难能等到住院治疗的机会。如果再看一下欧美就会发现养老服务是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这边是医院，那边就是供老年人的康复性医疗机构，医养结合，老年人并不需要往医院送。刘继同认为，中国不仅缺乏医养结合的机构，而且也缺少提供临终关怀的医院，因此加快医疗机构的多元化发展也是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他说，很多人都认为养老保障是花钱的事，总是担心养老保险资金不足，其实只要在优化管理机制方面多下工夫资金并不是问题。“社会保险原理是大数法则，当前国内实行的五大保险都是各自封闭运行，并且单一保险都还没有实现省级统筹，不同的保险基金归不同部门管理，形不成合力，日本的经验是只有健康和养老两个保险，并且都归同一部门负责，聘请专业人士管理和运营，不仅避免了基于部门利益的冲突，提升了专业化治理的水平，增强了患者的抗风险能力，而且提高了资金利用的质量和效率。”
　　政府角色应该更主动
　　缪桂兰建议，在推进养老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政府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为居家养老提供更多机制保障。亚洲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是利用税收优惠对奉行居家养老传统的家庭给予鼓励。以新加坡为例，凡是与老人合住的家庭都会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而计税则是以家庭收入做标准，充分考虑家庭的收支需求，而非个人的收入水平。
　　王振认为政府应效仿欧美和日本的做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养老医疗社会服务产业的发展。他说，与其由政府出资办养老院，质量参差不齐，不如由政府补贴市场来建设养老机构和日间看护机构，而补贴的标准则取决于政府、社会以及老人子女对这些机构运营质量的评级和监督。
　　刘继同说，现在居家养老条件跟不上，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养老服务跟不上。如果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在每个社区都培育一个多学科的养老服务团队，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康复、日间看护等服务，老年在家就能住得安心，子女才能放心。此外，老旧社区无障碍设施改造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盖的居民楼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出行的不便，应该落实政府在无障碍设施改造方面的主体责任，为资金来源提供保障。
　　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均认为探索中国新式养老模式必须改变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能把养老保障看成是一个“无底洞”。要认识到社会福利不仅商机无限，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正面影响，政府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通过机制优化让专业的人来去做专业的事，这样对中国新式养老模式的探索才能呈现出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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